AS电玩2月15日，明星薛之谦在微博分享春节档电影《飞驰人生2》的观后感，其晒出的三张手机拍摄电影画面的照片引起争议。有不少影迷及影业账号指责该行为涉嫌“盗摄”，“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”账号也随即发出“拒绝盗摄”倡议，并将薛之谦的回应定性为“某公众人物公开发布在映电影屏摄照片且拒不承认错误的行为”。

　　2月16日，“央视新闻”账号发起另一话题——“法律上没有盗摄这一说法”，强调于合理使用限度内，屏摄不构成违法。薛之谦随即转发，使得相关讨论更为激烈。

　　而后，媒体与“大V”等均对屏摄、盗摄等行为进行了大量讨论，以厘清在影院这一公共空间内的规范共识。大众日报·大众新闻记者亦与法学学者、律师、电影从业者三方展开对话，尝试从多视角向前一步挖掘屏摄之争，并围绕五个核心问题予以探讨。

　　于法律层面的争议是本次事件的核心。违法无论对于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，均为较严重的指控。因此，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与《著作权法》两部与事件高度相关的法律文件成为焦点。

　　其中，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第31条成为“违法”讨论的重要依据。其原文为：“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。发现进行录音录像的，电影院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，并要求其删除；对拒不听从的，有权要求其离场。”

　　薛之谦拍摄的“静态照片”这一形态，恰好处于第31条所指向的“录音录像”的模糊地带。那么，在电影放映时拍摄静态照片属违法行为吗？对此，山东政法学院经济贸易法学院副教授姜海洋认为，“录像”主要指向动态的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，静态照片不属该范畴。也即AS电玩，影院内的拍摄静态照片的行为未违反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规定。

　　但是，这不代表拍摄静态照片于法律层面毫无争议。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教授张晶晶也提示道，“从技术的角度来说，多幅、连续的静态照片也可能会带来类似‘录像’的效果，法律规范应对‘录音录像’是否包括拍摄静态照片等做出正式解释。”

　　在最初争议中，媒体报道未对“屏摄”与“盗摄”两种说法作出严格区分。实际上，这两个词汇均非正式法律术语，上海君悦（合肥）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勇强调，并非所有“屏摄”都是“盗摄”，若继续混淆使用，则有误导公众之嫌。

　　“从一般语义上理解，盗摄类似于盗版，通常具有主观恶意，是法律所禁止的。”张晶晶认为，屏摄则不必然具有恶意，是否违法则取决于是否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畴。

　　那么，何为“合理使用”？姜海洋解释，是否营利与商用是判断的关键。如果该行为不以营利为目的，只用于自己欣赏或者个人研究学习，且不会影响视听作品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，可认定为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，不属侵权行为。

　　“一般而言，行为人购买电影票时已在事实上和电影院形成了合同，也就是你和影院达成了一份契约。”张勇介绍，在电影票背面一般都有“影院内严禁摄影、录音、录像”的类似文字，基于此观众就负有不得屏摄的合同义务，如果行为人仍然进行了屏摄，则可能构成违约。但是，张勇强调，“违约不等于违法。”

　　“法律是最低的道德。”姜海洋直言，不应将是否违法作为评价屏摄行为的唯一标准。在影院这一付费的公共空间内，“公序良俗”也是重要的价值体系，而在这一体系内，屏摄应属不文明行为。

　　首先，屏摄时的亮光、快门声等将打断影院中其他观众的沉浸式体验，损害他人观影权益。电影制片硕士Flo曾对这种被打断的感受形容道：“影院是一个完整的造梦空间，你和电影银幕是绝对的一对一关系，但是手机屏幕亮起，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终端，让你和银幕一对一的关系不再存在。”Flo还认为，对沉浸感的让渡，实质是一种对个人空间的挤压。

　　其次，屏摄也可能导致其他观众被迫改变在公共场所的行为习惯，以适应个别观众的拍摄行为。例如，有观众为躲避屏摄者的光线打扰，可能需要调整自己的坐姿或观看习惯，甚至选择离开观影区域。

　　此外，对于影院外的人，屏摄照片所透露的关键画面信息也将破坏未观影人群的期待。Flo认为，这会使得电影构图、人物、核心故事等被破坏；换言之，这是对别人购买“体验预期”的潜在破坏。

　　“我是学摄像的，知道一个电影画面被拍出来集合了多少部门的心血。无论你用什么设备去屏摄，都可能产生畸变、偏色、过曝等问题，它一定会对画面质感造成某种程度的损失。真正的电影创作者在看到自己的作品这样被折损时，心里一定是不高兴的。”影视广告摄影师麦高芬无奈讲道。从这一层面，屏摄也显然缺乏对创作者的尊重。从上述维度审视屏摄行为，它或可逃脱“违法”指责，但明确有违公序良俗与公共道德。

　　尽管在法律、公德层面对屏摄行为各有定性，但为何它激起了较多讨论而非一边倒的反对意见，仍值得向前一步的探讨。

　　据公开资料，1997年冯小刚电影《甲方乙方》可视为内地贺岁片的先河；2008年，“春节档”开始作为独立档期出现；2013年，《西游·降魔篇》的巨大成功宣告着春节档进入竞争极为激烈的大片时代。

　　与春节档共同飞速向前的，还有三四线城市快速铺展与建成的影院。春节时分，全家走进影院打卡还成为“新年俗”之一，三四城市及县城观众构成的下沉市场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“票仓”。今年，三四线城市的票房占比更是达到了58.9%，达五年来最高。

　　这也意味着，曾经为很多一二线城市居民及小众影迷所习惯和熟悉的“观影礼仪”，正在重新接受更为大众化的下沉市场的检验，其间也伴随着认知鸿沟与观念摩擦。

　　例如，有县城的中老年观众告知记者，他们从未听说过“不可屏摄”的观影礼仪，平日也仅有节假日会由返乡的子女带进影院。

　　屏摄之争是近年电影产业与观众观念未能同频发展的一个结果。姜海洋认为，受观影习惯和当地影院数量较少等影响，下沉市场的观众观影次数较少，对观影提示等信息也缺乏关注。张晶晶提出，症结在于宣传未到位，如果屏摄这类行为于身边较为普遍，又没有明确的提示或提醒，亦会进一步助长屏摄之风。

　　在资深影院经理董小姐看来，近些年随着电影“大众艺术”的属性愈加凸显，影院的确迎来了更多挑战。她向记者表示，“如何在影院看电影，其实是一件需要学习的事情。只是因为我们的电影产业发展比较快，大众涌入影院时，可能还不具备观影的相关知识。更早之前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业内人士，甚至都没有这个概念。”

　　当目光从观众回到影片的起点，影评节目主播西多曾表示，屏摄未被强力阻止，可能也包含着片方的默许。“有些片方觉得观众愿意拍个照片发到社交平台，证明我这电影有传播力，我可以卖得更好。”但这可能会使观影经验较少的观众视作变相鼓励，Flo认为此举“后患很大”，是竭泽而渔。

　　董小姐感慨地说：“现在是县城观众，之后可能是越来越多乡村观众走进电影院，观影教育应该一直在路上。”

　　当处于同一公共空间时，对规则认知不同的人群间的较量，实际上一直在悄然进行。例如，有影迷会在进影院时携带一支激光笔，当发现有拍摄者时，会用激光照射该观众的方式表示提醒与“惩罚”，有影迷认为，这是对不守公德者的“对等惩罚”，是一种维护自身权益的手段。

　　但是，学者与从业者均认为这一行为不可取。薛海洋提示说：“影迷用激光笔对屏摄人照射，缺乏合法依据，甚至可能因为射伤他人眼睛而造成侵权后果。”董小姐从影院工作经验的实际出发，判断这有可能激起更大冲突，影响同场观众体验，因而也不建议。

　　“当观众需要自备激光笔去看电影的话，就等于默认屏摄是普遍存在的了。”麦高芬的视角更为理想化，“我永远会在进电影院之前假定这一场的观众都是讲文明有素质的，大家可以相安无事好好看电影的，我不想在心里给自己加这一把锁。”

　　“共识”并非天然成立的，一种观念能够凝结为大众普遍认同与遵循的常识，往往需要弥合在经济、教育、地域等差异化因素主导下各类人群的认知沟壑，还需随时代而流动变化。“不可屏摄”这一观念从影迷的“共识”上升为电影消费者整体的“共识”，仍然需要各方主体合力倡导向上、向“应然”理想状态的一种标准。

　　有网友认为，电影院的功能在当下已经发生了变化，电影本质上作为一种“文化产品”就具有消费品的属性，那么，当观众花几十元购买电影票时，其中就应当包含可以屏摄打卡以满足其社交展示需求的服务。

　　这种观点不无道理，一年仅入影院一次的消费者，很难不把影院作为“景点”和放松娱乐的场合，打卡文化的盛行也让屏摄更被“习以为常”，一位观众便表示：“现在电影票价比较高，我觉得拍几张照片就当附赠服务了，不然谁还进电影院，等出了资源在家躺着看不是更舒服吗？”

　　然而，董小姐并不认为影院为了招揽消费者就该步步妥协。她认真讲道：“观众如果认为花了钱，不违法就能随便做，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观念。就像高铁公放视频一样，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，这可能不是个问题，但现在大家都逐渐认同公放不道德，这才是影院文化好营利的发展方向。”

　　张晶晶同样认为，“大众娱乐”“社交需求”与“遵守公德”并不冲突，行业应在明确的规范下更好地满足大众娱乐与社交需求。董小姐举例说，电影《铃芽之旅》《芭比》等，都提供了精美的手卡或立牌供观众互动打卡，既满足了观众的消费欲求也无损于观影体验，是一种更柔性地回应当下的方式，值得借鉴。

　　“公民素质应当向上引导。”董小姐见证了更多观众进入影院，也更理解观影人数达到如此巨大的量级，可能会出现的拉扯。正因如此，她更希望电影产业是从向阳的土壤中继续良性、健康发展，“我相信人心还是愿意向往上走，国家版权局、广电部门等单位也一直在推动观影观念的进步。”

　　国家版权局曾发布反屏摄宣传视频姜海洋认为，本次公开争议也是一次全社会“共同成长”的机会，“大家在讨论中对著作权保护问题和公序良俗都有了比较复杂、多面的认识，这有助于推动共识形成和完善相关法规、政策。”